问。
“还能怎么办？不发声明，好多人都会受处分。我就成了众矢之的。得罪了牌坊中学和乡教育组的头头脑脑，我们将来还呆得下去么？更重要的是，邹发松的父母领不到抚恤金和生活补助。就算他们不恨我，我也于心不忍。听肖玉荣说，发松的妈妈至今还躺在床上，天天以泪洗面，没有出过家门。”
方红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你干嘛要去写这些没有油盐酱醋的东西？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，与自己屁不相干。要安宁不得安宁，想消停不能消停。偏要去捅马蜂窝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。你呀！还是太不成熟了，做事又固执。碰了那么多次壁，怎么就不长一点儿记性？真是狗改变不了吃屎的本性。”
王加根恼怒地瞪了老婆一眼。
“算了！算了！先吃饭。”方红梅又转移话题，“面条早熟了，砣了就不好吃。欣儿，作业等会儿再做。快吃饭！”
欣欣答应着，从客厅后面的小隔间来到客厅。
方红梅走进厨房，把咸菜和馒头往客厅的桌上端，然后又返回厨房盛面条。
王加根一点儿胃口也没有，拿了个馒头，味同嚼蜡地啃着，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给报社的声明该怎么写。
“说自己道听途说？胡编滥造？如果是那样，我王加根成什么人了？坏了名声不说，别人还会认为我品行有问题。以后哪家媒体敢用我写的东西？”
尤其让他憋屈的是，他写的本来是事实，并没有说假话，更没有编造假新闻。要是现在空口白牙地说假话，故意打自己的脸，别人会不会觉得他不地道？看来，这声明不能写。写了，他就是在昧良心，是在干为世人所唾弃、对他本人不利的蠢事。
“不理他们！不去发什么狗屁声明。只要我没有说假话，正义总在我这边儿，看他们能够把我怎么样？如果他们继续威胁、逼迫和为难我，我就去告他们！就算我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受到侵害，我也可以去公安局报案，到法院起诉他们！我还可以寻求报社、电台、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记者协会的帮助，到市委市政府去举报他们！我就不相信，这么大个国家，找不到一个主持公道、伸张正义的地方。现在真正感到着急和害怕的，应该是他们。他们弄虚作假，欺上瞒下，理应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。看看平日趾高气扬的刘福民，一进我家，就做贼心虚地声明，不代表组织，只代表个人。你敢代表组织么？组织绝不会让我去做颠倒黑白的事情。前段我想调牌坊乡法庭，你故意从中作梗，现在我就要给你制造一点儿小麻烦！”
王加根越想越亢奋，胃口大开，啃了两个馒头，又吃了一大碗鸡蛋面条，抹了抹嘴巴，就对老婆谈了自己的想法。遗憾的是，他的慷慨陈词并没有得到方红梅的支持。
方红梅问：“你已经答应了别人去发声明，现在出尔反尔，就不怕别人说你不讲信用？”
“对他们这些弄虚作假、欺上瞒下的家伙，有什么信用可讲？”王加根傲气地回答。
“但我总觉得，这样不太好。”方红梅忧心忡忡地说，“你这么硬气地与所有人作对，我们以后真的就没朋友了。还有邹发松的父母，你如何向他们交待？”
“邹发松既然是自杀，这钱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得！每个月八十元的生活补助，是基于欺骗得来的呀！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，取消也是理所当然。我还向他们交待什么？”
“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合理不一定就合情。”
“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王加根懊恼地问。
方红梅分析道：“现在事情的关键，就是要认定邹发松究竟是自杀，还是意外死亡？他去武汉是办私事，还是因公出差？其实这两个问题，我们也是捡耳朵听别人说的，拿不出确凿的证据。你在文章中写得那么具体，肯定是不妥当的。另外，你所写的有些内容，也与事实不符。比方，你说他们撞车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左右。据去处理丧事的邹贵州回来讲，他们实际上是十二点钟撞的车。你说他们撞车的地点是汉口火车站北边，邹贵州却说是在汉口火车站南边。”
“时间地点有出入，在新闻报道里面很常见，无关紧要。”王加根越听越不耐烦。
“我们就是在要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文章。”方红梅精明的指出，“声明还是要发，你不能落个不讲信用的名声。不过，声明的内容不要涉及实质性问题，只谈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。”
王加根笑了：“那样的声明，跟不发有什么区别？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”
方红梅没有考虑到这一层。是啊，声明发过之后，他们继续纠缠不休怎么办？
两人默默无语地坐在客厅里，思考了了好半天。最后商定，声明不用写得那么具体，就简单的一句话：某年某月某日发表的《愚蠢的约会》一文与事实有出入，作者向当事人致歉。
不指明是哪些事实有出入，模糊处理，留一定的余地和空间。这样既实事求是，又兑现了承诺。至于声明能否起作用，那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。
王加根写好声明后，骑自行车赶到花园邮局，用挂号信寄给了《孝天报》编辑部。
他之所以用挂号信寄出，是想留下收据和票根，向那些纠缠他的人交差。
声明寄出去好几天，一直不见刊登。倒是《法制日报》上公布了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合格分数线。
王加根总分超出合格分数线三十多分。
虽是喜讯，他还是抑制住内心的激动，没有向外声张。
马上就可以拿到律师资格证书了，孝天市政法委的调令也快来了。真是双喜临门啊！
王加根和方红梅满怀着希望和喜悦，无限神往地等待着。
有一天，肖玉荣突然问王加根：“小王，你那声明怎么还没有见报啊？”
“谁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寄出去一个多星期了。”
“你是邮寄出去的呀？这种事情，你应该直接送到报社。”肖玉荣略显不快地指出。
“行！那我今天下午就跑一趟。”王加根非常爽快地答应。
其实他是想去孝天城办理律师资格证书的申领手续。
根据相关要求，他带上身份证、大学毕业证书和律师考试分数单，当天下午就赶到了孝天市司法局。
填了一大堆表格，又留下带来的证件，手续就算办完了。然后，他来到市政法委，见到了年轻漂亮的楚科长。
“你来得正好！我正想找你哩。”楚科长说，“我去市教育局调你的人事档案，市教育局不给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听人事股汪股长讲，你最近犯了点什么事情，要等这件事处理完了再说。”楚科长不解地问，“你犯了什么事情呀？”
王加根心里一沉。他没有想到通讯报道的事情，会影响到他的调动，于是一五一十地说出了缘由。
楚科长听得目瞪口呆：“这事看起来有点儿麻烦。曹书记天天催我，岁末年初各种文字材料比较多，特别是工作总结和计划，曹书记都指望你来弄呢！”
“本来蛮顺利的事情，没想到会节外生枝。”王加根非常遗憾地道歉，“都怪我不成熟，社会经验不足，才惹出这样的麻烦。”
楚科长安慰道，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，只怪社会风气不好。弄虚作假，欺上瞒下司空见惯。
“我在市法院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个妇女来告状，想继承她养母的遗产。那妇女是河北保定人，名字很好记，叫白素珍，与《白蛇传》里的白娘娘一个读音儿。如果依照法律，这场官司她肯定赢。但如果她赢了，被告人一家四口就没地方住，无处安身。结果，法院院长提前给我们打招呼，叫我们不要受理白素珍的案子。官司能拖就拖，一直拖到她主动放弃。我要表达的意思是，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公平。地方保护主义，维护社会稳定，同情弱势群体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这些习惯势力都不可避免，因此没有必要太较真。”
听到这儿，轮到王加根目瞪口呆。原来楚科长就是白素珍多次提到的楚法官！这也太巧了。
王加根没有挑明他与白素珍的关系，继续谈调动：“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“还能怎么办？只有等着呗。”楚科长无奈地回答，又安慰道，“这事你也不要怕。我估计，市教育局不敢把你怎么样。毕竟你写的是事实，并没有说假话。加上这事市劳动局和市人事局都审查过了，他们不可能全盘否定。别看市教育局领导咋咋呼呼叫得欢，其实都是装腔作势吓唬人。就算你的声明登不出来，他们也会想其他办法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最后不了了之。”
王加根说，他还是去报社看看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在《孝天报》社编辑部，他见到了社会新闻版的责任编辑。
“这条新闻在社会上影响较大，读者的关注度也很高。”责任编辑听过王加根的介绍，对他的文章表示肯定，“收到你的来信，我们专门派记者到牌坊乡和季店乡进行了调查，报道内容基本属实。至于时间、地点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，并不影响报道的核心内容，所以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刊登那条声明。”
王加根有苦难言，恳求责任编辑刊登那条声明。
责任编辑显然不高兴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如果报上出现假新闻，我们是要受批评的，还要扣奖金。”
王加根不便道出事情原委，只得无奈地离开。
回到牌坊中学，见到校长，他如实相告：报社登声明的希望不大。
肖玉荣的脸色非常难看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牌坊乡教育组领导走马灯一样地来找王加根。催他，向他通报情况，说市教育局马上就要收回抚恤金批复，问报社那边儿有没有消息。
“现在我们还瞒着死者家属。如果邹发松的父母拿不到抚恤金和生活补助，又知道是你造成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这些人每次来，都对王加根提出警告和威胁。
“听说你要调市政法委？”刘福民有一次突然这样问，“你到哪里去我们管不了！但话必须说清楚，新闻报道的事情不处理好，你的什么事也办不成！市教育局汪局长昨天打电话通知我，要派工作组到我们乡调查。你这件事不是小事呢！现在搞得全地区教育界沸沸扬扬。市教育局几乎一半儿的股室要挨霉！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就想拍屁股一把灰走人，没那便宜的事！”
真是天大的冤枉！
王加根向刘福民解释，调动之事早在邹发松出事之前就开始办理了，不存在他有意捅娄子。
“我管不了这些！反正你必须尽快让声明见报。不然的话，乡教育组不会同意你调出！”刘福民态度非常蛮横。
王加根想说，报纸又不是我办的！怎么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想怎么登就怎么登？
不过，他还是克制住情绪，答应继续去做报社的工作。
应付走那些可恶的说客，方红梅又开始埋怨王加根：“机会是你创造的，也是你断送的。都是写东西惹的祸！”
作为最后的努力，王加根给《孝天报》社编辑部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，说明申请刊登声明的真实原因，叙述了他面临的处境，希望得到报社的理解和支持。
进入一九九一年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空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，海湾战争爆发了。
报纸、广播、电视里每天都是“沙漠盾牌行动”“沙漠风暴行动”“海上拦截行动”，相关报道铺天盖地。不过，王加根对这些热点新闻不感兴趣，只关注自己写的那条声明刊登出来没有。
天天等，日日盼。直到快放寒假的时候，那十几个字的声明才出现在《孝天报》的中缝。
王加根松了一口气，赶紧把那张报纸交给肖玉荣。
肖玉荣又带着这张报纸，骑车去牌坊乡教育组，送给丁胜安。
丁胜安如获至宝，拿起剪刀，小心翼翼地把那则声明裁剪下来，用胶水粘在写给市教育局的《情况说明》上。
这份《情况说明》交上去之后，大约过了一个星期，已经被收回的抚恤金及生活补费批复文件重新下发了。
丁胜安带着文件和一千元抚恤金，以及四个月生活补助费，和牌坊中学校长肖玉荣一起，送到了死者邹发松家里。
事后，丁胜安神神秘秘地告诉王加根，市教育局基本同意办理他的调动手续。
王加根将信将疑，又不敢轻举妄动。直到年过月尽，他才去了一趟孝天城。
来到市政法委办公室，见楚科长笑容满面，他估计丁胜安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。
“有惊无险！逢凶化吉！”楚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