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加根客气地推辞。

白素珍却坚持：“红梅这次没有来，我和你爸爸感到很遗憾。作为公公婆婆，无论如何对儿媳妇得有所表示。”

加根再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“你姐给你写信了吗？”白素珍突然把话题转移到加枝身上。

王加根摇摇头，有点儿沮丧：“姐姐出国后，一封信也没有给我写。我们完全断了联系。”

白素珍也觉得意外，瞪大眼睛问：“你知道你姐为什么不给你写信吗？”

加根摇摇头，推测道：“会不会是因为她出国时我们没送她什么东西？那时红梅正怀孕，我们欠着学校的账，的确有难处……”

“她怎么会计较你这些！”白素珍予以否定，又分析道，“你与你姐在一起时，总是表现得很随便，经常拿她的短处调侃，又爱开玩笑，说话没大没小。这让性格严谨、做事说话钉是钉、卯是卯的她比较反感，认为弟弟对她不尊重，似乎有些看不起她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她知道了你与我之间闹矛盾，对你的所作所为感到气愤，因此不愿意搭理你。”

加根没有作声。

“我对她放弃大学教师的工作，去美国留学一直耿耿于怀。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到现在还是坚决反对。她出国前的那年春节，我们大吵了一架，闹得很不愉快，搞得年夜饭都没有吃成。”白素珍回首往事，显得有些伤感，“我觉得她就是自私自利。只想到自己快活，不顾及家人。一个人跑得远远的，逃避对家庭的责任。她和张德林出国后，好长时间不理我们。半年之后，才从美国寄来第一封信。”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中国掀起了出国热。尤其是前往“人间天堂”美国，更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。热恋中的加枝选择随男朋友一起出国留学，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出国长长见识，拿个学位，学门外语，这都是看得见的好处。更重要的是，她随男朋友出国，能够巩固和增进感情，避免因长期分离出问题。

偏执的白素珍想法却完全不一样，觉得女儿十年寒窗考上大学不容易，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更是难得。放弃大学教师不当，去美国当一个家庭妇女，简直是疯了！说是“陪读”，其实就是生儿育女、做饭洗衣。

“加枝这么做，十几年的书不是白读了？美国有什么好？美国人还不是得上班挣钱，还不是一日三餐吃喝拉撒？美国人每天看到的还不是一个太阳、一个月亮？”

张德林是公派留学生。按规定，只有配偶才能“陪读”，因此，在出国之前，他和加枝领了结婚证，简简单单地结了婚。

由于两人参加工作才一年，没什么积蓄。张德林的父母是煤矿工人，还扶养着好几个弟妹，帮不了他们。白素珍不喜欢张德林，又反对加枝出国，不愿意给什么嫁妆。还有，家里的孩子那么多，加枝是第一个结婚的，她不能开坏了头，以免将来两位老人难以承受。

她甚至拿出加根作挡箭牌，理直气壮地对加枝说：“你弟弟结婚，我们还不是一分钱也没给！”

就这样，加枝的婚礼办得很寒酸。出国又得不到家人的支持，她是带着一颗受伤的心，满含委屈地走出国门的。

张德林就读的是美国新奥尔良州的一所大学。他们原本打算夫妻俩一起攻读博士学位，但过了不到一年，加枝就因为支付不起学费，不得不停止学业。

美国消费水平高，张德林每个月八百美元的奖学金，根本维持不了生活的开销。为了生存，加枝只有支撑着羸弱的身子，开始寻找工作。她先是为一位准备来华旅游的女士当家庭教师，教别人中文。后来，又到餐馆打零工，端盘子洗碗。

住房是租的。租住地距张德林读书的学校很远。张德林每天早出晚归，早上出门时还要带上中饭，中午用学校的微波炉加热，在实验室里吃。加枝一个人在家，倍感孤独和寂寞。她想生个孩子，又由于经济拮据，怕养不活，因此非常伤心。

出门在外的人，如果混得不怎么样，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窘迫告诉亲人的。这也许是加枝不与国内亲人联系的原因，但白素珍体会不到这一点。因为收不到女儿的信，得不到女儿的消息，她就胡思乱想，担心，害怕，气愤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今年清明节前夕，老马去北京开会，白素珍搭他的顺风车去了一趟北京农业大学。加枝在这里读书和工作期间，她来过多次，结识了加枝的班主任，还有与加枝关系比较好的同学、同事和邻居。她想去找找这些熟人，看他们与加枝有没有联系，希望通过他们了解一些加枝在美国的情况。她凭记忆找到加枝参加工作后住过的宿舍，见到了好几个过去的熟人。

这些熟人中有的已经认不出她了，她却能准确地叫出别人的名字。谈起加枝和张德林的情况，大家知之甚少，或者完全不知道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熟人中有个男生收到过张德林的一封信，并且翻厢倒柜地找了出来。他把信交给白素珍，白素珍如获至宝，仿佛见到了女儿女婿一样。尽管信很简单，她还是读了一遍又一遍。得知加枝张德林一切安好，她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为了方便给加枝寄信，她托那个男生把地址写在信封上。这种事她必须让别人帮忙，因为她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。

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，但白素珍却觉得，无论是小女儿马颖，还是大女儿加枝，都像针刺一般的扎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