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，应该由交通管理部门认定，当事人说了不算。双方当事人能够做的，主要是对经济赔偿的事情达成一致意见。按规定，双方谈判时，死者的配偶或者直系亲属必须到场。由于白三货尚未结婚，没有配偶和子女，谈判必须让他父母来，兄弟姐妹都不算数。

既然是这样，大货又乘车前往陡岗公社万安村，扶着老母亲重返武汉市。

在路上，母子俩就商量好了要求对方赔偿的金额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一千元。进入实质性谈判后，公交公司觉得他们是狮子大张口，拦腰还价，只答应给五百块钱。最后在交警的调停下，赔偿金额确定为六百元。

因为急于拿到钱，大货母子俩并没有提出追究肇事司机的刑事责任。他们很清楚，这事一旦涉及刑事责任，战线就会拉得很长，时间就会拖得很久。如果等白素珍参与其中，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，他们有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。所以，他们只要钱，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提。

带着六百元现金和三货的骨灰坛，母子俩就打道回府了。白大货回白沙铺之后，再才发电报给白素珍，通报三货死亡的噩耗。

白素珍在“三线”的工作岗位是广播员兼打字员。

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她来讲，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大的。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，她都要一遍又一遍地试读。不会认的字，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，反复练习，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。打字更是细致活儿，为了熟悉铅字的位置，她经常通宵达旦地排版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

她从零起步，才两三个月时间，就干得像那么回事了，时不时得到领导的表扬。工作让她有了成就感，让她的生活变得充实而且有意义。不过，紧张的工作并不能减轻她对亲人的思念。

每个月领到工资，交过生产队的副业款，留下必要的生活费，她就会去给养母及两个儿女买东西，通过邮局寄到王李村。邮给养母的是白木耳和冰糖，邮给加根加枝的有铅笔、作业本、字帖、毛线衣……

在陕西的深山老林里呆了两年多，白素珍所在的孝天县民兵师又转移到湖北省宜昌市，参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。

她依然是广播员兼打字员，但事情明显减少了，不像以前那样忙得不可开交。加上工作和生活在城市里，条件也大有改善，她又想到了把女儿接到身边来。带着试试看的心理，她大着胆子向孝天县民兵师领导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结果领导竟然答应了！

白素珍喜极而泣，高兴得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。更让她兴奋的是，加枝在宜昌上学读书的学校很快也联系好了。

本来，这是一件困扰了她好长时间的难题：加枝没有宜昌户口，这里的学校不可能接收“黑户”学生。正在她为此焦虑万分、甚至感觉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又听到一个好消息。在参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基建工程兵某部，开办有一所部队子弟学校。这所学校随部队迁移，流动性较强，对学生的户籍要求不那么严格，可以接收插班借读的学生。

白素珍到部队子弟学校确认这个消息后，就向领导请了假，回王李村接女儿。

这事却遭到了王厚义的阻挠。

王厚义原本以为，白素珍把加枝放在王李村，是回心转意的信号。只要加枝在身边，他们就有破镜重圆的可能性。没想到，白素珍现在却要把加枝接走！

两个早已分道扬镳的冤家，再次在王李村大闹了起来。

不过，最终还是白素珍占了上风。再怎么说，加枝的户口在白沙铺——这孩子是法院判给她的。她接走加枝的理由充分着呢！

就这样，白素珍带着女儿到了宜昌市。

在分别两年多之后，母女俩终于得以团聚。

按白素珍的想法，母女团聚应该是一件非常美好而又温馨的事情，可实际情况与她的想法大相径庭。

加枝的到来，增加了她的经济负担。白素珍每月账面工资为三十七块五，其中的二十元必须作为副业款交给生产队，可支配收入仅有十七块五角钱。除了维持母女俩的基本生活需求，还得支付加枝上学的费用、大人小孩治病的费用，以及各种不可预见的开支。很快，就开始入不敷出，感觉捉襟见肘了。

万般无奈，白素珍只有拖欠生产队的副业款。生产队先是对她提出警告，接着停发了她和加枝的口粮，并扬言要下她们母女俩的户口。

经济拮据的同时，母女之间还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。白素珍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，在家里说一不二，要求女儿对她绝对服从，什么事情都必须听她的。而加枝性格倔强，又值青春叛逆期，自然不会对妈妈百依百顺。顶嘴，争吵，结果就招来辱骂，甚至受皮肉之苦。

白素珍来宜昌后，虽说不像在陕西时那么忙，但事务性的工作还是挺多的，加班也在所难免。遇到不能正常下班的时候，她就没办法照顾女儿的生活。好多次，加枝放学回家时，看见门上一把锁，没办法进门。左等右等不见妈妈回来，只好去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家里，蹭碗饭吃，然后直接去上学，或者在别人家里写作业……

一次这样，两次这样，次数多了，加枝就难免发牢骚。

她质问妈妈：“你既然没有能力照顾我，为什么要把我弄到宜昌来？我在王李村过得好好的，有奶奶照顾，有弟弟作伴儿，日子过得比这儿强多了。”

看到自己的好心被女儿当成驴肝肺，白素珍恼羞成怒，歇斯底里地叫骂着，把加枝狠狠打了一顿。

自此，母女之间的隔阂更深了。

正在她们感觉日子没法继续往下过的时候，生活又出现了新转机。

加枝到宜昌时十二岁，上初中一年级。同班同学中有个男生叫马杰，与她同龄。马杰的父亲是军人，基建工程兵部队某部营教导员。他妈妈患胰腺癌突然去世了，家里还有年幼的弟弟和妹妹。

班主任老师对学生的家庭情况比较熟悉，就想撮合马教导员和白素珍，让他们两家人合在一起过日子。

马教导员是四川人，比白素珍大十二岁。当班主任老师来说媒时，白素珍的第一反应是不同意。自己不到三十，怎么能找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？还要去帮他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。一个加枝就够她操心的，让她同时照料四个小孩，那简直就是要她的命！

班主任老师却不屈不挠，劝说白素珍与马教导员见见面，谈过之后再作决定。

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在白素珍的工作单位，也就是她上班的打字室。马教导员还带着三岁的小儿子马军。交谈的时候，白素珍并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。她一边打字，一边听马教导员自我介绍。轮到她介绍自己的情况时，她才暂时停止打字，敷衍了事地说了几句。

这次见面的时间不长，但彼此印象还不错。马教导员眼中的白素珍，完全不像农村妇女。年轻漂亮，有文化，知书达理，还会播音和打字，比城里人还要能干。如果能够娶到这个女人，那可是捡了个大便宜。白素珍眼中的老马，与之前想象中的也不一样。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，仪表堂堂，面容和善。从交谈中可以感受到，他是个老实本分、谨小慎微、比较实在的人。

老马对白素珍一见钟情，明确地表达了希望两人共同生活的意愿，还直言不讳地道出了眼下的难处。自打妻子去世后，他既当爹又当妈，日子简直没办法过。大儿子马杰十二岁，患有尿失禁的毛病，经常尿床，被子和床单晾晒得比较勤；女儿马红刚上小学，缝补浆洗还不会自己弄，全靠大人料理；小儿子马军才三岁，连衣服都不会自己穿，拉屎后不会揩屁股……

听过老马的絮叨，白素珍感同身深，对他们爷儿四个非常同情。不过，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，她表现得还是相当谨慎。毕竟与老马仅一面之交，不了解他的为人，同情也不能代表爱情。更何况，自己还有女儿加枝，也要顾及她的感受。老马似乎看出了白素珍的心思，没有要求她马上表态，只是希望保持联系。

“就算成不了夫妻，保持同志间正常的交往也行。”老马大度地说。

白素珍笑着表示同意。

尔后他们又见过几次面，都是老马主动来找白素珍。在他的内心里，当然不希望两人一直是普通朋友关系。

一九七五年夏天，老马所在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接到命令，即将整体转移到河北省迁西县，参与“引滦入津”重要工程——潘家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老马非常着急。

他原来的想法，与白素珍的事情慢慢来，通过长时间的交往做到互相了解，然后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。他相信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可现在，部队要去河北迁西，那里与湖北宜昌相隔千里。

两人想见上一面都难。

老马赶紧去找马杰的班主任老师，希望媒人再次出面，劝说白素珍与他花好月圆。

白素珍得知老马即将离开，失落之感油然而生。通过前段日子的交往，她对老马的总体印象还不错，好感与日俱增。老马听说她拖欠着生产队的副业款，比较麻烦，二话没说，就给她送来了三百块钱。

她当然不能收，但老马执意要给。并且说，就算是借给她的，帮她度过眼前的难关，等她将来有钱了，再还给他。

老马的好心相助，暂时保住了她们母女俩的口粮供应，也让她欠下了老马一笔账债和人情。现在老马要走了，她去哪儿弄三百元钱还给人家呢？还有，基建工程兵部队整体转移，部队子弟学校肯定会随同一起到河北迁西，加枝去哪儿上学读书呢？

“如果你嫁给老马，你们母女俩的户口就可以迁入部队集体户。万一加枝将来考不上大学，还有安排工作的机会。”班主任老师用她的三寸不烂之舌，竭尽全力开导和劝说白素珍。

深思熟虑之后，白素珍与女儿加枝进行了一次交谈。母女俩最终达成一致意见，决定与老马爷儿四人组成新家庭。

老马与白素珍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，两家六口人就欢欢喜喜地生活在了一起。

三个月后，他们又随部队一起迁移到河北省迁西县，驻扎在一个叫洒河桥的小镇上。

部队家属区是一大片新盖的红砖瓦房，一排一排非常齐整。住宅分为两居室和三居室，独门进出，门前还有一个小院子。部队子弟学校也是新建的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各年级都有。

洒河桥是人民公社所在地，为崇山峻岭所包围，是方圆几十里内比较热闹的地方。党政机关、司法部门、学校、医院、供销社、电影院、邮局、餐馆、理发店和大大小小的工厂，真可谓“麻雀虽小，肝胆俱全”。街上每天都有农贸集市，四里八乡的农民都来这里赶集，出售或者购买新鲜蔬菜、水果等农副产品。

洒河桥距潘家口水库建设工地十公里。老马每天早出晚归，有吉普车送他上下班。老马坐着吉普车走了之后，马杰、马红和加枝就会背起书包去上学。家里只剩下白素珍和马军。她给马军穿衣服，洗脸，弄早餐。吃饱肚子后，再带着马军去农贸市场买菜。接下来的时间，马军一个人在家里或者小院子里玩，白素珍则要洗衣服、拖地、打理清洗鱼肉和蔬菜，做午饭……日子过得忙忙碌碌，平静如水，波澜不惊。这样的生活是白素珍曾经梦寐以求的，因此她觉得很幸福。

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一年。

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，一封从湖北发来的电报，让他们平静的生活又掀起了波澜。

电报是白大货发来的，电文十个字：三货在汉车祸身亡，速回。

看过电报，白素珍眼睛一黑就昏过去了。老马和孩子们惊慌失措，围着她哭作一团。

白素珍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，也开始号啕大哭，为苦命的三货喊冤叫屈，悲叹三弟短暂而又可怜的一生。

“三货才二十四岁啊！刚谈了女朋友，正准备结婚呢。怎么突然就死了呢？老天爷太不公平了！”

老马坐在床沿边上，默默地流泪。他本想去向部队首长请假，和老婆一起去武汉处理三货的后事，但家里大大小小四个孩子，没有大人怎么行呢？

最后，还是让白素珍一个人回了湖北。

她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，根据三货生前写信的地址，一路走，一路问，好不容易找到了白沙铺公社建筑队所在的建设工地。

听工友们讲过三货死亡的原因，以及这起事故处理的经过和结果，白素珍的悲伤转为愤怒。怒火在她胸中熊熊燃烧，整个人都要爆炸了。

她找到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，表达了自己的不满，要求重新处理此案。

别人的答复是：已经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