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就是通过分工来保护秘方和提高效率，同时实现清晰的账簿记录。

对后世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，但是在当前的北宋算是一大创举了。

北宋时期还采用“流水账”，（也称“日记账”），就是以时间为顺序，逐笔记录所有的经济活动，不分收入与支出，仅标注时间、事项和金额的单式记账法。

所有收支按时间顺序记录，没有分类，导致难以统计特定项目的支出和收入，难以了解整体财务状况，比如利润、成本等。记录简单，没有核对机制，掌柜或账房可通过漏记、虚增支出等手段贪污，例如将私用款项记为“购柴支出”，因流水账无细分科目，舞弊行径难以察觉。

如果店铺生意越做越大，流水账的记录也会越来越多，想要查询一笔交易需要大量时间和人力来查阅。而且也会在征收纳税时，过于依赖胥吏估算，为胥吏借机勒索 "查账费"提供可乘之机。

虽然也方便了商户逃税，通过隐瞒收入流水，减少纳税基数，但是隐藏下来的钱有多少进了账房和掌握兜里，有多少又进了你兜里，这就是两说了。

刘耘娘细思家中管账，为求清晰便利，眼下本就分作三部分：丈夫在外应酬的酒食贽礼，单独立账；她与婆婆、两个孩子的日常开销，包括笔墨纸砚、裁衣布料、婆母药膳等，另设一册；再有柴米油盐、车马费及王婆、青枣等仆佣的月俸，归为第三类。

每月收到丈夫的月俸与职田收入后，她都会按旧例比例规划下月支出，无奈总有突发事件导致超支，只得先从私房钱里垫付，每逢月底算账都头晕眼花。经女儿这么一说，她恍然觉得或许该将家中账目改得更明晰，分作收入、支出、现存银钱三类。

吴父听罢亦有触动。自调任武器署，他便因账目混乱、兵器铸造粗劣而头疼不已，想追查缘由却无从下手。女儿提及的 “三账分立” 之法，让他隐约抓到些头绪，虽尚不明晰，却觉得值得借鉴，需再细细琢磨。

吴夏对这些庶务门道全然不懂。家中从不让他沾染此类琐事，只催他专心读书。

北宋的官员选拔以诗赋、经义为核心，士人通过科举入仕后，普遍缺乏财税、法律、工程等实务经验。当时官与吏分工明确，形成 “官主决策，吏掌实务” 的格局。诸如文书处理、赋税征收、户籍管理、仓库调度、案件记录等琐碎却关乎国本的事务，皆由吏员操持。由于这些职事需要专业技能，吏职往往被家族长期把持（如 “户房书吏”“刑房典吏”），形成世袭化的专业壁垒。例如户房胥吏世代掌管田亩鱼鳞册，即便新知府到任，也难以核实其中真伪。

这些吏员熟稔援引旧例的手段，常借 “祖宗成法” 之名曲解政策。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，部分地方胥吏竟套用前朝赈贷旧例，将法定二分利息盘剥至五分，致使朝廷政令无法正确下达推广。

官员任期通常不过三年，且频繁调动，而吏员则长期任职。若官员触犯吏员利益，后者便以 “文书不全”“程序有误” 等借口搁置政务，直至官员妥协或离任。这种局面导致官员不愿得罪吏员，甚至不得不主动向吏员请教实务。官有合法权威却无实操能力，吏有实务权力却缺乏道德约束，百姓苦于苛政却投诉无门，实为北宋积弊之一。

瞧着儿子儿媳和孙子这愣头愣脑的模样，吴王氏心中暗自鄙夷。这小孙女的与众不同，她早瞧得分明。到底她也是历经世事的人，看得就是透彻。当年刘耘娘生下吴悦，整个坐月子期间都是她亲自照料，就发现这孩子打小就不像寻常婴孩，不哭不闹，饿了只轻轻哼唧，睡前必定要排便，夜里也从不需要人起夜照管。

且不喜被人触碰，稍有接触便哭闹或闪躲，直到一岁能开口说话，才渐渐愿意与人亲近。

吴悦在厅中侃侃而谈后便想溜之大吉，临走前不忘找补一句，振振有词道，这是在老家时，和邻家小姑娘玩市井游戏，用石子当钱，每次她都大赢！

厅堂静默片刻，吴父这才开口：“半月后便是悦儿的生辰，我打算带全家去城外玉仙观祈福。” 他此刻担心幼女聪慧过人，恐有早夭之相，感觉需要求神保佑一二。

刘耘娘亦点头称是，心想着刚好借此机会全家出门，游览郊野风光。

吴悦放了一招大的，便脚底抹油溜了。

之后，她依旧保持着规律的生活节奏，上午去学堂读书，下午在家为美食而奋斗。她已成功琢磨出奶酪的做法，给自己弄了一小袋。要知道，家中两天才能吃上一回羊肉，因杀牛触犯律法，市面上几乎见不到牛肉，这奶酪便成了她补充蛋白质、脂肪和钙质的宝贝。她时不时掰两块嚼嚼，权当给身体 “加餐”。

她的下一步计划是研究糍粑。虽说北宋已有糍糕（如南城最大的糕点店便售卖糯米粉蒸制的花糕、糖糕），但油炸糍粑却未见踪影。

后世常用烟点更高的植物油炸糍粑，不过在湖南、江西等地，仍保留着用猪油炸的传统。

炸好的糍粑外脆内软，淋上糖酱、撒满黄豆粉，便是她前世在湘菜馆、火锅店必点的小吃。若将软糯的糍粑块铺在红豆沙、绿豆沙或鲜奶上，再配上水果、坚果碎与糖浆，更是色彩缤纷、口感丰富，既美观又饱腹感极强。

她打算先在东京城推广糍粑，让普通百姓熟悉其食用方式，再逐步辐射到京城十万禁军，减少士兵对新食物的抵触，为日后将糍粑纳入军粮体系打下基础。这与她推广酸奶、黄油制品的思路如出一辙 —— 不能直接强调营养价值或否定传统中原饮食观念，而需从 “美味可口、造型精美，符合东京城作为都城的饮食风尚” 入手。

纵观历史，中国的技术停滞并非源于智力缺陷，而是文化心态制约所致，也就是中原文明长期存在的“自我崇高”倾向。中国虽最早发明火药，但长期将其用于节庆烟火与低效火器，士大夫阶层普遍视火器为“奇技淫巧”，以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为由的抵制，导致军事革新滞后。

水力鼓风（水排）、水力纺车（水转大纺车）在宋代已成熟，但主要用于农业与手工业，始终停留于小规模应用，未能像荷兰那样发展出风车群与排水造陆系统。但是早在元代《南村辍耕录》中，就记载民间工匠曾尝试以水力驱动风箱助燃，类似早期蒸汽机原理，但因缺乏理论支持与官方资助，未能突破实验阶段。

中原士大夫素将游牧民族的乳酪、奶茶视作 “腥膻之物”。《齐民要术》虽记载制酪之法，却仅限于宫廷对异域美食的猎奇。上行下效之下，普通汉人亦抵触这些 “蛮夷之物”，致使乳制品加工技术长期被边缘化。反观元军骑兵，凭乳酪与奶粉得以横行欧亚，而中原地区仍以粟米为主，这种自汉代起便是主要军粮的作物，千年来竟未获实质性革新。

广西、贵州等地的糯米糍粑，被中原士人斥为 “蛮夷粗食”。南宋刊行的《岭外代答》便称其 “黏腻不堪登大雅之堂”。反观江南稻米文化，经江浙士大夫的推崇，成功跻身 “雅食” 之列。西南糍粑因缺乏文化话语权，朝中又无出身于该地区的士大夫为之背书，始终被主流饮食文化排斥在外。

因此，她面临的最大难题，并非凭空创造新物，这些东西在当世早有雏形，而是如何打破中原农耕文明根深蒂固的文化傲慢。

以糍粑作行军粮并非她的异想天开。她爹若想在供备库副使任上更进一步，需拿出实实在在的业绩，而她早已在琢磨，如何让糍粑成为几年后狄青征讨侬智高时的合用军粮。

作为高碳水化合物食品，糯米糍粑消化后能迅速转化为葡萄糖，其支链淀粉结构更易分解，可快速补充体力，尤其适合大战前或高强度急行军时的能量供给。

早在明代，贵州土司军队便将糍粑与炒米、盐巴混合压制，加入少量茶油以延长保质期、提升口感与热量密度，制成便于携带的 “行军粮”。太平军行军时亦携带 “火烤糍粑”，将糍粑切片后炭火烤至外焦内软，既方便短期储存，又可在途中即食。

反观当下主流的行军粮，晒干的熟粟米，虽富含 B 族维生素与铁元素，能缓解长途行军引发的贫血，且耐储存，但升糖慢、消化慢，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的即时能量需求，更适合作为长期行军或围困等恶劣条件下的应急粮。长期单一食用，还易导致夜盲症高发。

后世 “小米加步枪” 的选择，正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奉行 “经济绞杀” 政策，迫使我方被困在山区根据地，陷入 “困死饿死” 的绝境，才不得不因陋就简。

反观金军乃至后来的元军，其 “乳酪 + 奶粉 + 风干肉” 的轻便高热量补给模式，完美适配运动战。打赢即撤、抢完即走，无需生火埋锅，马背上就能边跑边进食，机动性极强，令宋军难以追击。而宋军过度依赖静态防御与绵长的后勤补给线，既无法解决机动部队的粮草即时供应问题，又因辎重拖累导致行动迟缓：发现敌军踪迹时，粮草难以及时跟进；若携带大批粮草，则因行军速度过慢屡屡错失战机。这一后勤困境，在明朝对抗蒙古、女真时也反复上演。

这就像出门旅游，长辈非要你带上电饭煲里的米饭、保温盒中的青椒炒肉、一袋子现煮茶叶蛋，还有洗净的西红柿和黄瓜。

结果还没到目的地，就被催着吃掉仨鸡蛋、俩西红柿、两根黄瓜，长辈还嫌保温盒占地方：“这些东西怎么这么沉？” 最后只能你负重前行，拖着行李寸步难行，游玩兴致全消。所以聪明的做法是，下次只带两包饼干、即冲奶茶和一袋猪肉脯。轻便易携，既能减负重，又能保障能量供给。

因此，她计划改良糍粑：将糯米混合大米制成糍粑，再与炒豆、盐、糖混合压制。冬季低温环境下，干燥的糍粑不易变质，寒冷能抑制虫蛀霉变，只需配备火源加热即可食用。若再搭配无需加热的奶粉与奶酪，便可同时满足常规行军与快速机动部队的补给需求。

低温环境里，多么适合北伐啊！光是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。

放心吧，我迷人的岳将军，我会为你提前准备好高热量、便携且食用方便的行军粮，保证你未来能直捣黄龙。